董仲舒是西汉大儒，《春秋繁露》首先是从儒家的角度探讨如何治国，但不是遵行普通以仁善为主的道德观，而更多探讨了人事与天命之间的联系。书中结合阴阳五行学说，明确提出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认为王者治国，须上应天道，遵守四时正道。人事合节反过来也会影响天道，使“天”的表现（指农事收成、民事生化等）呈现出祥和安定的局面。

相感

《官制象天第二十四》主要说明效仿天的运行结构建立国政的治理模型:

“尽人之变，合于天，唯圣人者能之，所以立王事也”。

该篇以十二、三、四之数在天人间反复作同构比较，以天象人、以人合天之意较为明显。

此处“合”是人上应于天，是人世之制对天地之制的趋同。如果说儒家德化之说还停留在对“天德”的精神领悟，效法天道运化，将天道落实为人事，则是对“天道”的实际运用，也说明体验“天人感应”不只是修行者的专利，是可以充分入世和面对世间繁务的。

《王道通三第四十四》、《天容第四十五》要求圣人和王者学习天的行事风格和能力：

“古之造文者，三画而连其中，谓之王；三画者，天地与人也，而连其中者，通其道也，取天地之人之中以为贯，而参通之，非王者庸能当是。”
“是故人主之大守在谨藏而禁内，使好恶喜怒，必当义乃出，若暖清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，人主掌此而无失，使乃好恶喜怒未尝差也，如春秋冬夏之未尝过也，可谓参天矣。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发，可谓天矣。”

“天之道，有序而时，有度而节，变而有掌，反而有相奉，微而至远，踔而致精，一而少积蓄，广而实，虚而盈。圣人是天而行，是否其禁而审好恶喜怒之处也，欲合诸天之非其时不出暖清寒暑也；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风之清微也，欲合诸天之颠倒其一而以成岁也……其内自省以是而外显，不可以不时，人主有喜怒，不可以不时，可亦为时，时亦为义，喜怒以类合，其理一也，故义不义者，时之合类也，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气也。”

其中师法的天道主要是三，即“天地人”三才的形制，但具体实操仍回到暖清寒暑与春秋冬夏相类比。
此两篇对人主（王者）提出严格的要求，文中认为，王者需要像天运行四时一样掌握情绪，“当义乃出”，才能治理国事不生过错。圣人更要观察天政（指实际发生的天象、天候），作为天在人间的有力补充，用人事弥补天候的不足，使得一年中虽然有变化反复，但仍然能保证一年的收成。这里已经超越了单一的遥遥相观的学习和效仿，而是需要实际处理“天”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。

书中对“天”作了充分反思，不是一味敬奉天，而是看到“天”也有不当之处。“政令”对应的是五行金气，“风”是木气，天候木气过盛，便须人力施行金气来化解不利。这里已经超越了一味体会式的“感受”，而是“感”而有“应”，可以视为另一种方式的“合”。后文《五行变救第六十三》也有类似的思想和具体方法。

“五行变至，当救之以德，施之天下，则咎除；不救以德，不出三年，天当雨石。”

《阴阳义第四十九》再次重申“天”与“人”的相似之处：

“天亦有喜怒之气，哀乐之心，与人相副，以类合之，天人一也。春，喜气也，故生；秋，怒气也，故杀；夏，乐气也，故养；冬，哀气也，故藏；四者，天人同有之，有其理而一用之，与天同者大治，与天异者大乱，故为人主之道，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，使喜怒必当用而出，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”

其中明确说明王者的行为应与天一致。此处“同”不只是遥望，隐约也可窥见几许“同步”的意味，“与天同者而用之”，就是（每一时点）达到与当时的天象天候同步，喜怒情志（代表相应的赏罚处置等）才是较合宜的用事时间。

相比前面各篇，此处“天人合一”的文字表述更直接。虽然陈述对象仍在“人主”，但其中的“人”更应解为抽象和总体的意义。原理上每个人都可以与“天”相合，人主只是更有能力、离“天”更近的贤达者，普通人处置自己的事务也是同理，应观察天时，决定适宜的用事。

是以，五行的意义已不言而喻，通晓五行，知悉正变，是实现“天人感应”的唯一途径。

通天

《春秋繁露》非常清楚地记录了旱时求雨和涝时止雨的做法，除了符合一定的礼仪外，其要义是择日，求雨和止雨都要选适当的十干日，而且四季各有不同的择日和祷祝方法，书中甚至有祭告止雨而灵验的实例。

这些礼仪在今日的眼光看来稍为迷信。但未尝没有原初的思考。在人类活动更为原始、科技力量毫无干预的古代，流日禀气无疑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，在天气上的呈现也更明显，择日方便算定日期，以人事结合天象，成功率更高。

启示

董仲舒的理论对汉代的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汉武帝接受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重视道德治国，汉朝经历了一段较为繁荣的时期。

其中“天人感应”究竟起到多大作用，至今已无法查实。但从董仲舒的论述中，至少可确定几点：
“天人感应”可以明显外化于具体事务，用客观的现象来体现，不仅是精神层面；
“天人感应”不是被动等待，是主动的发现和驾驭，其中被动的“感”是必要的，但更需要“感”而有“应”，才能达到“相合”后的完美境地；
“天人感应”是入世法，不是出世法，“天道”主掌所有人间事务，"与天相感"不是必须抛却俗事，“天人感应”处理世间繁务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；
达到“天人合一”仍是个别人身上的现象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普遍达成的，但也不是无法达到的幻想。

经过《春秋繁露》释说，“天人合一”作何解，不应再有更多疑惑。虽然其述作于古代，面对的是古代的君权，但只要“天”、“人”的意义没有变，阴阳五行的内核没有变，天仍作着同样的四季流转，“天人合一”或“天人感应”就仍可以用董仲舒笔下的意义来理解和运用。民众用之持身，当政者以之治国，都具有高度可用性。这就是阴阳五行文化的意义所在，阴阳五行并非卜筮专属。